近来网络上流传这样一种说法：商鞅变法让秦国焕然一新，从一个西部小国一跃成为统一天下的强国，而这一切的最大功臣却被五马分尸。有人质疑，后世的秦国君王有没有考虑为他平反？ 我猜这些网友大多是受了电视剧的影响。历史不是电视剧，为何要为商鞅平反？既没有必要，也不可能。正如俗话说：小孩子讲对错，成年人只看利益。商鞅的事情，本身就难以简单地论谁对谁错。 商鞅被处死，符合秦国整体利益 一将功成万骨枯，商鞅推行变法，得罪的不只是少数人，而是秦国各个阶层。 对秦惠文王而言，即便没有私人恩怨，商鞅也已经严重损害了君主的威严。秦孝公在位时，任用商鞅实施变法，秦国因此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但当秦惠文王继位，如果让商鞅继续掌握实权，就会让自己显得像个捡现成的废材。《战国策》中记载：人说惠王曰：‘大臣太重者国危，左右太亲者身危。今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，莫言大王之法......’ 在这种功高震主的尴尬局面下，新君最直接、最有效的方式，是除掉前任君主的首席功臣，以树立权威。
最痛恨商鞅的，自然是秦国贵族。商鞅的变法打破了贵族世袭的铁饭碗：有军功者可受爵赏，无功者即使富有也无权威；贵族的奴婢数量受限制，还需按人口纳税；刑不避公族，连秦孝公亲兄弟公子虔也受罚。贵族们对商鞅恨之入骨，恨不得啖其肉、饮其血。 老百姓虽然从变法中受益，但也饱受其苦。商鞅把民众绑在农、战两条立国之本上，用严刑峻法迫使人们从事耕作和战争，否则后果更惨（《商君书》有载）： 先王能令其民蹈白刃，被矢石。其民之欲为之，非好学之，所以避害。故吾教令，民之欲利者，非耕不得；避害者，非战不免。 普通百姓天性不喜打仗，但在商鞅法令下，想趋利避害，唯一途径就是农战。变法的成功建立在无数人的血泪、性命之上，因此，秦惠文王上任后，为维护政权稳定、树立威信，把商鞅当作祭品，完全合理。若为商鞅平反，不就意味着否定秦国君主、官员、百姓的选择和利益吗？ 维护君权，是商鞅变法的核心目的 商鞅变法最终体现为富国强兵，但其本质是服务君主。法令的设计围绕国君需求，将全国各阶层力量引向强化王权和国家实力。消灭分封制、推行郡县制、削弱贵族，都是为了集中权力于君主之手。商鞅直言不讳地写道（《商君书》）： 国之所以治者有三：一曰法，二曰信，三曰权……权者，君之所以独制也，人主失守则危……权制独断于君则威。 权力独断于君，是变法得以实施的保障，也是富国强兵的基础。两千年封建中央集权制，也遵循相同理念。秦惠文王杀商鞅，是行使君主独裁权的正常表现，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。若为商鞅平反，就等于否定君主专制的合理性和合法性，这是任何秦国君王都不会做的。 商鞅虽伟大，但非无瑕 商鞅变法并非完全原创，其理论基础来自李悝《法经》，实践经验借鉴了李悝在魏国、吴起在楚国的改革。商鞅的最大功绩，是在秦孝公支持下，结合秦国实际，把变法全面推行。 客观上，他实现了秦国的富国强兵，但个人目的也包括实现价值、攫取名利，他并非默默奉献的螺丝钉。公元前361年，秦孝公发布求贤令：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，吾且尊官，与之分土。卫公孙鞅闻令，遂西入秦国。 被封为商君、功成名就后，他自视甚高，曾问赵良是否能与秦国历史上著名的五羖大夫一较高下。赵良给出的评价是五羖大夫低调有德，广受百姓爱戴，而商鞅则出行需全副武装，树敌甚多。赵良劝他适可而止，但商鞅不以为意。五个月后，他的悲剧降临。 历史非小说，更非博眼球的电视剧 秦惠文王之后，秦国并未改朝换代，后世君王无意为商鞅平反。为了一个臣子而否定自家政权的合法性、合理性、道德性，哪个秦君会去做？况且商鞅生前享尽荣华富贵，死后法令依旧存在，这已是对他贡献与价值的最好肯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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